写着写着，有些人就不见了丨于怀岸《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会随着生活的进行不断地淘汰一些人，进而添加新的“同道者”，有些人会是终生的同路人，在一条小道上行走到老，到死，而有些人注定只会跟你同一截路，下一个路口，人家可能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拐上另一条大道了，但人非草木，有时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景，会不由得生出一阵阵伤感来。我想把这种伤感表达出来，于是就写了《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这个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那些青春梦想，那些挣扎和坚守，又不可避免地带进一些我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子。
今晚向您推荐《小说月报》2017年中篇专号3期选载的小说《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分享作者于怀岸创作谈。
于怀岸，1974年生于湘西农村。做过农民、打工仔、流浪汉、报纸记者、期刊编辑、自由撰稿人等。1995年开始小说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巫师简史》《青年结》，中短篇小说集《远祭》《一粒子弹有多重》《骨肉》等。现供职于湖南某县文化馆。
写着写着，有些人就不见了，或见不着了
——《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创作谈
文│于怀岸
大约半月或一月前吧，我在微信上看到一条朋友圈，文章大意是说有些朋友在朋友圈里不见了，其实我不在乎你天天发广告、晒美食，还是秀恩爱，能看到你在，我就心安。文字是鸡汤类的路子，有点煸情，但也有点感伤。扫一眼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里又何尝没有表达这种伤感呢？文中万年青出走后，“我”与乔麦连个喝酒的人也没有了，这种伤感，想必很多小地方或本来朋友就不多的人都曾有过吧？
我就是一个在小地方写作的作者。刚刚写作时，我还在做农民，犁田耙地，种稻子，栽烟叶，间或外出务工。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写作上的朋友，经常可以坐下来，一起喝酒论“道”。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因为都年轻，可以说少不更事吧，也因为无知者无畏，指点江山，藏否人物，想说就说，想批就批，只呈一时嘴快，无所谓对错，更没有心机与城府。大家都只是纯粹地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相互鼓励，“日读三万，夜写三千”，真诚地为朋友的文字变成铅字欣喜和自豪，但真的也说不出来有什么野心。个人的野心和文学的野心，都没有。好像也不知道有。
后来我出去了好些年，在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大圈，长沙，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做编辑，做自由撰稿人，开过一些笔会，参加一些所谓的培训班，自然也就结识了一些写作的朋友和作者。毕竟，大城市的人事比我们小地方要复杂得多，套路也要深些，这时我才知道一些人是有文学野心的，譬如他们制定了计划要冲刺哪些大刊，要得什么类的奖项，就是朝着这个目标阔步奋进，继而从文学的野心转化成个人的野心，一心要做文学或曰文化官员，并且付诸行动，竟然也一步步地得以实现。我向来并不反对一个作家（或写作者）要具有文学的野心，但会对那些一心想通过文学实现个人野心的人保持必要的距离。但是，无可否认，恰恰是这些既具有文学野心又具有个人野心的人，他们都成功了，而那些纯粹的写作者，很多人反而坚持不下去，把兴趣和爱好转移到其他方面去，渐渐地远离了文学，直至在文学圈里销声匿迹。
我似乎从来就不是文学圈里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具有文学野心的人，更不具有个人野心吧，只是一直在坚持写作，写得好与坏姑且不论，自己也论不了。就这样，一二十年下来，包括当初在老家结织的那些志同道合者，那些朋友们，写着写着，很多人，就不见了，或者是见不着了。不见了的，是我找不到他们了，或者是都没有相见的心劲了。我向来能够理解，生活不仅仅就是文学，生活中有很多比文学和写作更重要和更有趣的事，譬如养家糊口，譬如旅行钓鱼，甚至喝酒胡侃，写作并不比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更高贵，只是个人的喜好而已，既是喜好，当然是可以发生变化的，离开写作，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是，很多个晚上，我看着那些还在我QQ界面上，已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亮着的头像时，想说一句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地注视一会儿后，还是关掉了对话框。人家都不写了，能跟你聊什么呢？有种话到嘴边却无从说起的感觉。至于那些当官了的曾经的朋友，不管是行政官员或文化官员，已不屑于像当年那样亲密无间跟我坐而论“道”了，像大多数官员一样，只会给你“布道”，我也打心底里不想见了。还有极少的几个曾经非常好的朋友，是真正的见不着了，他们已经远足去了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要相见只能等来生碰运气了。若真有来生，谁又能认出谁呢？难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会随着生活的进行不断地淘汰一些人，进而添加新的“同道者”，有些人会是终生的同路人，在一条小道上行走到老，到死，而有些人注定只会跟你同一截路，下一个路口，人家可能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拐上另一条大道了，但人非草木，有时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景，会不由得生出一阵阵伤感来。我想把这种伤感表达出来，于是就写了《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这个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那些青春梦想，那些挣扎和坚守，又不可避免地带进一些我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子。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既然小说写出来了，发表了，就交给读者去理解和评判吧。
最后，感谢《江南》杂志予以刊载，感谢《小说月报》予以转载。谢谢！
小说月报微信专稿
中篇小说《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作者于怀岸，原发《江南》，《小说月报》2017年中篇专号3期选载
给庄主画像：于怀岸印象
文│努力嘎巴
我欣赏那些内心里有着故乡的人，这跟我盲目崇拜那些没有根基的灵魂的态度不一样，如果那些内心有着故乡的人我并不了解，那我的欣赏就是人品问题。于怀岸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的长篇《巫师简史》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是虚构的，可对我而言，猫庄却只有一小时车程。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典型的山民，心胸和学识皆有限度，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之于我们的意义如同农民之于锄头，但求温饱，或者说坦然。想起有个词叫“灵魂饭”，很光鲜漂亮，可是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饥饿的人可藉由地下埋藏着的成吨的英特网络刷新境界，为了生活东奔西走的山民能提供什么呢？在我们知识界，农耕情节的文化布道与某种返回式的哲学诉求不都是在干着自欺欺人的勾当吗？没有人到山里去，除了观光客。相应的，故乡的沦陷与底层叙事只是两道亮丽的风景。
小人怀土，君子怀德。事实也是如此，故乡和母亲总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人敢欺负。故乡在，母亲在，故乡安全，母亲安全。文学里的情况更是大同小异，看这样的作品，通常好比吃饱了饭再请去喝碗粥。可是看《巫师简史》，我却没有丝毫的饱胀感，洋洋洒洒三四十万字，看到深处，人影绰绰，鬼火闪动——倒并是不说它如何生动以至引人入胜，而是它奇迹般再现了我——那种自大且顽固的湘西人想象中的湘西乡村世界。可以说，从物质到心理，猫庄是书面的湘西世界最具现实色彩的代表，而这现实的核心正是现代的和谐湘西社会有意忽略或遗忘的人心世道。猫庄所具备的人性常温，是对人皆神往的世外桃源的嘲弄，它虽自成一隅却并不求心灵归宿，就连它的神神道道，它的向生往死，也都是莫可奈何，可看成随时代这洪水猛兽裹挟而去的动物本领。而最让我感佩的，在这片仅供活命的不毛之地，于怀岸凭借不可思议的力量制服了久远的时空与丰富驳杂的民俗地理掩映之下的故乡，实现了猫庄作为一个平凡的乡村之于现代世界的现实意义——这现实眼下是多么的大逆不道，它用卑屑粮食和土地的性命观站出来单挑宏大到不可阻挡的历史；这意义是多么的可悲、无力，如同死去之人再活过来时发出了哀嚎：像对待一个人那样对待一个村庄是注定要失败的。然后他再次死去，不复再来。
我喜欢《巫师简史》的芜杂与阔大，但更钦佩它的诚实与无畏。立足于湘西乡村世界的变迁，若要精彩好看，巫、傩、蛊术稍事点染就足以要人老命，还无须改朝换代的沧桑变化。而且我发现，猫庄的民俗扎根于方圆十里之内，与笼统的湘西民俗文化相比，它甚至无关传说中的湘西风貌，然而它闭塞的特点却并非有意为之，倒是应了一句老话：十里不同天。这对我这个读者来说是非常赞赏的，姑且不论孰真谁假，单是打卦、扶乩，上刀梯、下火海这些名堂就足以让人心烦意乱了。我觉得这里的巫术与任何一处的巫术也都并不神秘。我们这里大凡跟巫师打个交道的都知道，仪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牢固的世界观，是诚实与信赖回报的力量。我见过的巫师都是因为悲苦到绝望然后通灵的人。这给了我一种想象，是大慈大悲的千手观音在茫茫人海中听见了他们的叫喊才把他们捞了起来。是神的眷顾？其实我并不肯定。我肯定的，巫师一直也清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无视他人的性命。
《巫师简史》第七章的一段，赵天国的表亲彭学清拖部队回到了村里，以剿匪的名义处决犯人，要时任族长的巫师赵天国前往观赏，几番争执后，赵天国说：“你说得也对，我是巫师，心里头住的是神，不像你们军人，心里头住的是魔鬼！”
巫师的身份其实并不重要。在我的阅读过程中，重要的是猫庄的人。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如同一缕缕的光，在我想象中，在我驻进猫庄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担心他们很难活出来——不是同情，而是这种人我听过也见过，深知其命运暗藏的代价。谁都不能保证，一些如同草芥的事物，他们在消亡的一瞬是否真的照亮了历史，甄别了真相与谎言。然而虽其如此，之所以并不为之感到悲哀，甚至体会到一丝温暖，是因为我觉得庄主于怀岸是明了于心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巫师简史》绝不单是一个湘西色彩的现代寓言。
我一直觉得猫庄就是列夕，也就是于怀岸的老家。这个常年在外奔走讨活路的作家很少回家。他老家里有一把靠师椅，坐在上面，他可以每天写一两万字。他十年前的长篇处女作《在风中掉落》（后改名《青年结》，2010年10月金城出版社出版）就是坐在上面写的，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处女作目前也出版了。然而十年前，没有出版社相信那种人：个子不高，走路极快，脸上一副不怕挨揍的神色永不消失。
少年董静良从猫庄出发到县城读高中，在高三据说要被保送到武汉大学读中文系之际不知去向，后来成了于怀岸。那时的董静良因为写诗，我们叫他“董骚人”。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地方，受由来已久的土匪政治的影响，男子汉们读书只是给家长做做样子，更不必提用诗歌一类的手段俘获同桌的芳心。记得他有首名为《昨夜》的诗：
昨夜，我第一次吻了一个姑娘
是在梦中
醒来后
我还吻着周围的空气
诗就这两句。他也写过长的，那是他不知去向之前，某年国庆前夕，老师要我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贴上庆祝祖国的生日心得笔记。他没有写。在全班师生以祖国的名义狠批之下，他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埋头写了十来页的稿子，又是诗，那诗的开头我有印象，第一句是“打开中学历史课本”，第二句的原句我忘了，意思是大江南北到处都听得到枪声。
在我们同学阶段，平素我们这些男子汉很少跟他交流，因为在他看来不必要。记得当时他嘴角留着一根长约十来厘米的胡须，吃饭时比较谨慎。但他走路却是横冲直撞，脸上的表情我说过，是那种不怕挨打的神色。他仗着文学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因而他高三那年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但因为不怕打的人都是汉子，所以我偶尔会想起他，顺便也想起他的诗。直到多年以后，听说他在南方打工，烧锅炉，种地——种过蔬菜还养过蘑菇。他也进过厂，皮鞋厂，被打过，被扣掉过三百块的月薪。显然是背了时。我隐隐觉得他背时与他的性格相关。但也觉得一个诚实无畏的人并不怕背时，因为这种人迟早要背时的，所以也作好了背时的准备。
古人有训：自诚明，性也，自明诚，教也。然而看古书，诚实之于我们千来年的文官体制下的苟且生活来说是个要命的笑话。这次看《巫师简史》，我感觉诚实对这个庄主于怀岸，似乎是一个根本，或者说宿命。回想起辍学的少年于怀岸，以及他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活命哲学，我对古人的话又多了些信赖。确实就是这样，一个诚实的人不需要学习也会变得明白通达，而更多大学里的精英走上社会后反倒难以获得诚实的力量。而做人的诚实之于一个作家的诚实，才只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于怀岸已经走了很远。因而单用诚实来管总他的小说是不可能的了。无论于怀岸还是猫庄，纯朴的愿望因为坎坷的命运，已经跟冰冷的世道和狡猾的寓言打成了一片。在赵天国，读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无论如何强大都敌不过时代或命运，在于怀岸，看《巫师简史》则可以从他那里证明小说除了是一门耐心的技术，更是性命攸关的政治——那真正的智慧。
我面临着挑战。给庄主画像，我闭上都可以画出他不屈的眼神，并点染出眼神中的悲伤和忧郁，却画不出里面的智慧。因而我也想，一年发表三十多个小说才能勉强吃上饭的人，他真的有智慧吗？
事实上，不独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命运一直都是这样，他既要通过作品来接受读者的裁判，也必将在最为黑暗的时刻赤裸裸接受来自内心的判决。这样一个时代，要承认，最好的小说一直没有出现。那些不可逾越的经典依然无法逾越。即便连作家这个身份，这时代的良心也有共谋者立下了门规：从作家的德行去谈论作品是没有见识的。而作家和作品之间的鸿沟也不能算是伤口，它是活人与时代和谐相处的祖传秘方。这方子的主要成分是学术、专业与金钱、权势和安全感，它的主要疗效是对生而为人的麻醉跟遗忘。这个药铺子的外面，于怀岸行色匆匆，他日晒雨淋，行走江湖……
随着年事的增加，生命的减少，偶尔回想起少年于怀岸那首短短的《昨夜》，才能体会其中绝对非关文学的真义。总觉得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他活在这个时代就是一部经典。他也随时可以写得更好，短篇超越卡佛，长篇超过高尔基。
我希望他梦中所爱的姑娘也爱他。因他的文字对卑微的存在是一个安慰，因他的存在对世道人心是一个考验。也因他这些年来，无论在他破碎的故乡还是任何藏身之所，他没日没夜地，并不光是写作，很多时候，他是将瘦小的身子趴进草丛，拉枪栓，开枪。
然而胆小鬼们无须害怕，他不是进攻。不过他绝对也不打算撤退。他只是越来越熟悉地拉枪栓，继续开枪。弹壳掉进草丛，生了锈。他走进村是取子弹，走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原载《湖南文学》2012年6期
《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精彩预览
一
秋天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前几天还是炉火般散发出巨大热能的大太阳，经过昨日的一场透雨，今天再出来就绵软无力了。秋天来了，天空高远了，河流清澈了，大地空旷了，树木也斑驳起来。秋天是农人们收获的季节，也是城里人出游的大好时节，但整个十一长假我都宅在家里，网上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哪里也不想去。老婆已经不止一次地骂过我，说我整个人都已经生锈了。我觉得也是，除了对季节变化敏感之外，我的其他感觉系统和神经末梢已麻木和氧化。正统一些的说法是，我正在对美好生活一点点地失去热情，对这个世界也正在失去热爱。岂止是正在失去，而是早已丧失了。这种丧失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读书，更没有写作了。我已经忘记我曾是一个作家。好几年来，我就这样萎靡不振、得过且过地活着，除了每天上班，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我不是在上网玩游戏，就是跟狐朋狗友们在小酒馆里喝酒，经常喝得烂醉如泥。
是什么使我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世界的热爱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已然滑向世俗、庸常的小市民生活，再不是当年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小青年，也不是那个怀抱理想可以熬夜通宵写稿的年轻人了。翻年我就四十岁，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也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这样消极、怠惰，聊以卒岁。好几年前，我就放弃了写作，一方面是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感觉写作没有出路。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曾经的写作圈里的朋友们如今早已四散，有的当官了，有的调走了，有的出门闯荡了，没有了相互交流和鞭策的氛围。曾经，酉北的文学圈在全州、全省甚至全国都小有名气，如今这一切都成过眼烟云，有些人我已不知他们流落何处了。
十月五日这日是个风轻云淡的好天气。一大早我就起了床，推开卧室的窗户看到大片大片的鱼鳞形的白云布满了大半个天空。昨晚老婆陈琼跟我说好了，今天我们带女儿小凡回乡下老家玩几天。前天母亲打来电话，说老宅后院那株梨树上的阳冬梨黄澄澄的，小凡再不回去就要熟透得掉下枝头了。
陈琼做好早餐，摆上餐桌喊我和小凡吃饭，我从洗手间出来，刚刚坐下拿起筷子，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显示屏上是一个陌生号码，摁下接听键，立即传来一串沙哑的男低音：“老叶，你在干吗呀？”
老叶？我愣了一下，刚要说你打错电话了，突然想起老叶就是我本人。我写作时用的笔名叫叶寸，只有以前搞写作的朋友或外地的编辑约稿时叫我老叶或叶寸。至少已有好几年没人这样叫过了。这人是谁呢？从他的口气听，应该是很熟的人，我既没存人家的号码，也没有听出他的声音，贸然问人家是谁好像不太够意思，因此我就跟他打哈哈：“没忙什么，正准备吃早餐呢。”
他“哦”了一声，依然用老熟人的口吻说：“诺奖快公布了，你预测谁拿？听说莫言在英国一家博彩公司赔率很高呢？”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现在没太关注这个了。”
他用不相信的口气说：“不会吧，你不是一直在写大部头吗？我希望托马斯·品钦能拿这个奖。不过从民族感情上说，莫言能拿诺奖更好。”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乔麦。当年在酉北写作的朋友圈里，只有他和我是写现代小说的，我最喜欢的是“垮掉的一代”代表性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而乔麦最崇敬的作家是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拍卖第四十九批》这两部天书我都记不清他跟我谈论过多少次。乔麦五年前从《酉北报》停薪留职去了省城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前几年他还约过我给他们杂志写稿，但那时我刚刚接手局办公室工作，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昏天黑地，没有给他写，后来联系就少了，几年前彻底失联了。
我问他：“你不是在省城吗，这手机号好像不是省城的。”
乔麦说：“我两年前就到北京了，在一家影视公司里写剧本。”
陈琼和小凡一直冲着我打手势，催我快吃早餐，我正准备说有空再聊时，乔麦突然问我：“万年青回老家了你知道吗？”
我吃惊地说：“他不在《武陵文艺》做编辑了吗？我有好几年没跟他联系了，他那个手机号好像早就不用了。”
乔麦说：“早就不做了，两年前就回老家了，我跟他也没怎么联系，听说他在养鸡，养了好几千只。两个月前他曾给我打过电话，叫我回老家后邀你去他那儿玩，哪时你有空，我们一起去？”
我随口应承道：“好的，等你回酉北来了打我电话，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挂了电话，回到餐桌上，我的那碗面不仅凉了，也坨了。匆匆扒完了它，我就带着老婆和女儿去汽车站赶班车。汽车出城后，满眼秋色扑面而来，青山绿树夹红叶，赏心悦目，但我的心情不仅没有愉快，反而沉重起来。
我想起万年青了。
二
我认识万年青的时间很早，大概要追溯到十五年前的深秋时节。那时我是酉北市群艺馆一名年轻的文学专干，万年青则比我更年轻，他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在我们酉北市民族中学做教师还不到两个月。
他是学历史的，教的却是初二语文。
我是通过乔麦认识万年青的。那时的乔麦还不叫乔麦，叫彭家富，在酉北林业局人事股工作。当然，那时的我也还没有叶寸这个名字。就在我们认识万年青的那晚，彭家富变成了乔麦，我也从符其名变成了叶寸。不过，现在在酉北城已经没人再叫我叶寸或者老叶了。
那天是个周末，我不记得是谁做东请的客，也许是我，也许是当时还叫彭家富的乔麦。反正，那天我、乔麦、张光华、向晨曦和曾成这几个酉北的文学小青年早早地就聚在了一家叫作大叶溪的小酒馆包厢里。这顿饭局是我们蓄谋已久的一次聚会，我和乔麦、张光华已经策划了近一个月，为的是等在三十公里外的葫芦镇中学教书的向晨曦和在七十公里外的小河乡政府财税所上班的曾成能赶到市里来。我们这次聚会的主要目的不是吃饭喝酒，我们是要成立一个组织，文学组织。成立组织是张光华最先提议的，据他自己说灵感来源于当时他正在阅读的一本介绍苏俄白银时代作家的书。他说文学要有圈子，像我们这样的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更形成不了影响，我们酉北的写作者必须要抱团，形成一个圈子或团体，若能形成一个派别，那就更好。像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白银时代就有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主将们如今都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甭管他们写得好或写得坏，反正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说我们要是也能成立一个派别，别说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至少会在本省的文学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章。张光华说得我和乔麦频频点头，我们都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最后他总结性地说：“我们在文学上要有野心，没有野心的写作注定会是平庸的写作，也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写作。”
我们能理解张光华这话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奔着出名去写，哪怕作品出不了名，也要拉杆大旗来出名。我们理解他，是他跟我们的境遇有很大的不同。张光华当时是在我们市畜牧局办公室上班，但他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是聘请的打工人员。他也是我们五个人中年纪最大的，那年他三十岁，比我大四岁，比乔麦和曾成大五岁，比最小的向晨曦大了六岁，年纪上是我们的老大哥。张光华没有上过大学，据他自己说他参加过两次高考，都名落孙山。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做过农民，在沿海城市打过几年工，回酉北后又做过地板砖生意，亏得一塌糊涂，走投无路时求到了做市畜牧局局长的远房叔叔，在畜牧局里打工，搞文字材料。张光华以前主要写诗歌和散文，在外面发表过一些作品，像《武陵文艺》《五溪日报》《诗歌论坛》等，这两年来改写小说，已经写有三四个中短篇小说了，目前一个都还没有发表出去。这让他很苦闷。张光华是那种非常热爱文学的人，可以说是拿写作当作生命的人，而且他交际和组织能力特别强，在高中时就办过文学社，高考落榜之后，他在家里做农民时还一个人创办过一份铅印的《五溪作家报》，他从州文化局、市文化局等单位拉赞助，自己组稿，跑到州城去印刷，然后给外面的杂志社和报社以及名作家们寄送。这份月报他坚持办了整整三年，出了三十多期。他曾以报纸的名义办过一届散文大赛。我和乔麦都曾得到过他颁发的奖金，我就是那次领奖时认识他和乔麦的。记得乔麦得的是一等奖，奖金一百元，我得的是二等奖，奖金五十元。我那时是高三学生，乔麦才上高一，那时我们真的很佩服张光华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所以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
坐下后我们没有急着点菜，而是开始议事。我们一致认为，不仅要成立一个文学组织，还要筹资办一本刊物。但在打什么旗号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张光华主张组织就叫“五溪文学社”，杂志叫作《五溪作家》。我和乔麦明白张光华这个主张无非是想把他以前办停刊了的《五溪作家报》延续下来，乔麦第一个反对用五溪的旗号，他说我们酉北虽然在古时被称为五溪蛮，但五溪既是我们的州名也是张光华那个村的名字，又说用“文学社”格局太小，像个中学生的文学组织。乔麦这样直接否决张光华的提议，张光华脸色绯红起来，但他并不生气，而是笑呵呵地说：“不满意大家可以再议嘛。”后来我们又提议了几个名号，譬如乔麦提的“大宇宙文学社”，我提的“五人行”，曾成和向晨曦提的“武陵风”“五溪潮”等等，都不甚理想。直到一小时后，服务员来催我们点菜时，依然没有争论出什么结果。
点完菜后，乔麦突然说：“我还有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是我的小师弟，在民族学校教书，把他也喊来吧？”
大家都说好。
于是乔麦就去外面街上找公用电话打那个人的CALL机。
我们坐的小包厢临街那面不是墙而是一块大玻璃，看得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大约二十分钟后，喝第三杯酒时，我一抬头，看到马路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骑着一辆破旧的载重自行车摇摇晃晃而来。他在窗外的一棵白玉兰树下停住，下车，锁车。他个子很矮，应该不足一米六，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头发很长，乱糟糟的，在晚风中飘荡。这时乔麦也看到了他，站起身往外走去。一会儿，乔麦领着这个年轻人进来了，他给大家介绍说：“这是万年青，前两个月刚刚在《天下》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很厉害的角儿。”
搞文学的我们都知道《天下》杂志，在全国省级刊物里是相当有分量的。这个杂志也是我们这两年暗下决心要去冲刺的刊物之一。
万年青红着脸，很谦逊地跟大家点头问好。他在坐下后，拿起曾成给他倒满酒的酒杯给我们敬了一杯酒，说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他人腼腆，喝酒也很斯文，每次敬酒都要站起来，碰杯后先咂摸一小口，再用手遮住酒杯一饮而尽。万年青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很喜欢他的腼腆和豪爽。这两种个性很难相融在一个人身上，但在万年青的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从聊天中我们得知万年青不是酉北人，是邻县酉南人，这年二十三岁。他说他复读了两届，才考上我们州城大学。他跟乔麦是大学时认识的，那时乔麦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刚好是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因此就熟了。乔麦说：“万年青挺厉害的，大二就在《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过研究鲁迅的长文，是真正的科班出身。”
万年青说：“我只是喜欢鲁迅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都喜欢。”
张光华喝得有点多了，大着舌头对万年青说：“我们刚好在研究成立一个文学团体，你也加入吧？”
万年青兴奋地说：“能在酉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爱好文学的兄长们，我很高兴。以后多跟哥哥们学习。”
就这样，万年青算是正式加入了我们还未来得及命名的文学组织。
喝完酒吃好饭后，我们移师乔麦的单身宿舍里继续讨论文学组织事宜。事实证明那天乔麦把万年青喊来是一个明智之举，喊得非常正确，非常及时。那晚万年青给我们的文学组织起的旗号太漂亮，太奇特，太有内蕴了。直到如今，我和乔麦还一致认为那是万年青的一个杰作，简直绝妙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后来我曾一再想过，假若当年没有万年青给起的这个响亮的旗号，也许我们的团体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就很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张光华一直会是个打工的农民，做不到省作协副主席，乔麦不会流落异乡，曾成也只会是个小干部，向晨曦得吃一辈子粉笔灰吧，但现在他俩一个是常务副市长，一个是市教育局局长，可以说是酉北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就是万年青自己，也不会有那么跌宕起伏的命运。
一开始，万年青并没有参与我们的争论，他在静静地听，等他终于听清原委之后，说：“文学团体的起名其实跟作家起笔名一样，第一格调不能低，要有内涵，有韵味；第二要有新意，不能跟别人重名；第三要抓人眼球，让人好记，别人一听就忘不了。你们知道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的现代诗流派大展吗，展示的什么主义、流派和团体有好几十个之多，现在我们能记住的还有多少呢？”
张光华说：“我还记得好多呢，非非主义、莽汉派、撒娇派……”
向晨曦对诗歌流派不太了解，笑出声来了：“什么玩意儿，格调不高啊！”
张光华一直还想坚持用他提议的“五溪文学社”，说这个名字既有地域性，又朗朗上口，无奈没有一个人赞同，包括曾成和向晨曦。我们又提出一些名字，也都不如意。这时万年青突然说：“就叫‘北纬27°’吧？”
北纬27°。这么怪的名字，大家听得有些懵懂，一开始谁也没有反应过来。张光华问万年青是什么意思，万年青解释说，第一，我们酉北刚好在北纬27°上；第二，不是都说北纬27°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吗？我们就是要打这张神秘性的牌。
经万年青一说，我就想到了百慕大三角、马里亚纳海沟、神农架这些位于北纬27°线上的神秘地域，我刚要大声说好，只见乔麦一拍大腿，比我还兴奋地高声大叫起来：“就这个，特别好！”
张光华一脸茫然，还没品咂出好在哪里，看着我，问：“怎么样，你觉得？”
我说：“非常好，特别好，简直好绝了。”
见张光华还是一脸懵懂，乔麦说：“好到妙不可言。”
我们都认同了，张光华只好说：“那就定这名吧。”
接下来我们商量怎么办出《北纬27°》刊物，我主张杂志由我们群艺馆主办。说实话，这个提议掺杂了我个人私心，因为我是群艺馆的文学专干，办刊物可以算进我的年终考核成绩。张光华强烈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很充足，群艺馆肯定拿不出一分钱，钱还得我们自己筹，何必要挂群艺馆的羊头呢？张光华说的是实情，那几年我们群艺馆在修新办公大楼，楼修到一半时没资金了，我们馆连办公的地方也没有——付不起租房子的租金，馆里人员基本上等于放长假，只拿财政工资，其余补助福利一律没有，馆里要是有很重要的事，梁馆长就把大家喊到他家里去商量。张光华一反对，曾成和向晨曦跟着就反对了，只有不明就里的万年青说：“群艺馆主办有什么不好吗？还可算符大哥的工作业绩。”
乔麦说：“我们还是办成同仁刊物吧，别掺进来官方色彩，自己受束缚不说，到时这样那样的名堂也多。”
最后大家一致商定，《北纬27°》办成同仁刊物，半年刊，六十四个页码，所谓同仁，就只是我们六人，再不掺杂外人了。我们算了一下办刊经费，一期印两百册，不开稿费，仅打印稿件、请人设计封面、排版、印刷、邮寄，包括跑州城印刷厂的车旅费等等费用——当年的酉北只有打印店，还没有能印刷杂志和书籍的印刷厂，每期约需两千到两千五百元。在二十世纪末期，两千五百元无疑是笔大数目，当时我们的工资才有三四百元一月，出一期刊物比我们所有人的月工资的总和还要多。我们商定先找赞助，不够的钱由我们六人平摊。接着又商定了《北纬27°》主编由张光华担任，我和乔麦任副主编，所有的编务，包括统稿、选稿、校稿、排版、印刷等等，主要由在城里的我、张光华、乔麦和万年青四人负责。我们说好每人务必在一个半月后的十一月下旬至少要交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还要一到两篇散文或一组诗歌，以供创刊号选稿，争取在当年年底或下年元月把第一期刊物印出来。
议事期间，我们喝掉了乔麦宿舍里两热水壶开水。大约十一点左右，正准备散时，万年青说：“我觉得，大家要想真正发展得好的话，光有旗号和刊物还不行，我们每个人得搞一个笔名才好。”
已经走到门口的张光华一听，又把门关上了，说：“讲得对，我们是得有个笔名才行，这才像个正儿八经的作家。”
曾成问万年青：“万年青是你笔名还是本名？”
乔麦替万年青答：“他本名叫万长青。”
乔麦边说边起身去简易书架上掏出他那本破旧的《现代汉语词典》，放在我们围坐的小茶几上。大家又马上进入给每个人起笔名的状态。
最先敲定笔名的是向晨曦，就用晨曦做笔名顺理成章，他自己也很认同。第二个敲定的是我的笔名，大家帮着我起了几个，我都不满意，最后我自己说就把“符”字拆开，取名叶寸。第三个敲定的是乔麦的笔名，万年青说彭家富的小说他读过几篇，写得有点现代派的味道，但他的名字家富是人间烟火味的现实主义，笔名最好后现代一些，一定要解构一下。大家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合适的，张光华出了一个主意，他让我把桌上翻开着的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合拢，然后再随便翻开一页，以那一页的字组词，我随手一翻，翻到了1020页，最前面的三个字是“橇”“幧”“缲”，组不了词，第四个是“乔”。大家都说就用这个字组词，乔峰，是《天龙八部》里的大英雄，不行；乔羽，是个著名词作家，也不行。万年青突然说：“乔麦，你们看行不行？既有乡土味，又有后现代的感觉。”
马上就要变成乔麦的彭家富很喜欢这个笔名，他说：“我是个乡下出来的孩子，我们老家的山上就种过荞麦，大片大片的，一开花，美极了。我就用这个笔名，在纸上种荞麦，让它在全国的刊物上开花结籽。”
乔麦的笔名定下来后，我们又给张光华和曾成取，同样以翻开词典的办法，忙乎了近一个小时，也没取出他俩喜欢大家也认同的笔名。时间过得飞快，窗外传来了第一次嘹亮的鸡鸣声，我第一个打起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接着乔麦也打了个哈欠。张光华看大家都有了困意，就说不想了，回家睡觉吧。后来张光华和曾成也没有笔名，他俩一直用本名在《北纬27°》发表作品。
那晚我们回家时，天空下起了小雨，秋风吹起，很凉，我们裹紧外套迎风而行，但内心里却是火热的，似乎我们很快就要成为声名卓尔的大作家了。特别是万年青，我记得很清楚，他推着那辆载重单车，跟我一直从城南走到城北，到了我家那条小巷时，他才跟我挥手拜拜，跨上单车飞驰而去。
三
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心中有理想，行动有激情，目标和任务定下来后我们说干就干。特别是张光华，办事能力果然名不虚传，是有两把真刷子的。几天后，他就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他跑了趟州城，在新闻出版局办好了《北纬27°》内部准印证。几天后，他又给我们说他已经拉到一千块钱赞助费，旅游局给了五百，畜牧局给了五百。既然张光华都拉来了一千，我和乔麦也不甘落后，加紧行动起来，到十一月下旬我们第一次统稿前，我从文化局里要到了五百块钱赞助，乔麦跟他们林业局办公室主任软磨硬泡，又找主管财务的副局长签字，也弄来了一千块，再加上向晨曦弄来了三百，我们的启动资金一下子就有了两千八百元，出一期《北纬27°》绰绰有余。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加紧写稿。我们相互督促，相互监督，以确保《北纬27°》年底能按时出刊。
收稿的日期很快就到了。
十一月下旬周末那天，我们按时赶到大叶溪酒馆聚餐，每个人都把稿子带来了。那时我们都还没用上电脑，稿子是手写稿，每人都有厚厚一沓。我们需要交换看稿、选稿，然后把选定的稿件拿到打印社去打成电子稿，保存进光盘里，以供印刷厂排版付印。饭前我们就把稿子分好了，我有意抽出万年青的稿子，因为其他人的水平我都知道，从万年青献计献策上看，他对文学是非常内行的，我想看看他到底写得怎么样。
那天的碰面是中午，我请的客，但我们都没喝酒，很快就散了，各自回家看稿子。我们收集来的稿子摞起来有半人高，《北纬27°》一期只有十万字左右容量，所以要选。吃饭时我们已经达成统一意见，杂志每一期都是我们六人的专辑，但不搞平均主义，稿子次的话，这一期可能你只能上两篇千字散文，别人就能发一个几万字的中篇。我从饭馆里拿了万年青的两个短篇，还有曾成的一个短篇和乔麦的一组散文。我躺在床上先看万年青的小说。他的两个小说都不长，用三百字的方格稿纸誊写，每个大约只有二十多页，算起来也就是六七千字，是标准的短篇小说。这两个小说我很快就看完了，但我的感觉是它们跟万年青这个人对不上号。没读他小说之前，我以为他应该写比较先锋或后现代的那一类小说，这两个小说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但一点也不让我失望，这两个小说都写得很扎实，故事好，结构布局也不错，一看就是写小说入门了。其中一个小说叫《落日》，写一个孤寡老人的一生和他的死亡，以落日来象征老人之死的悲壮，我认为特别好。当时我就把这个小说定稿了。另一个小说我认为结尾太突兀，而且主题深化得不够，我跑出去给他打了一个传呼，他回电话说他刚好也看完我的一个短篇，想和我谈谈。我约他到我家里来吃晚饭，他说我家里有老婆和孩子，没有他单身宿舍安静，不如我去他那里，好好聊聊。
我吃过晚饭才去民族中学。从两次聚会看到万年青穿的是同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我猜测他经济条件可能不太好，所以我没打算要他请我吃晚饭，当然我也不能跑到他那边去请他吃饭，因为中午我刚刚请过一次，再请会让他感觉没面子。我赶到民族中学时天快黑了，万年青在校门口等着我，锁好单车后，我们沿着校园外的河道走，边散步边聊天。校园外的河道通往市委党校，铺了水泥路，装有路灯，六点就会亮，回来时不用担心天黑。深秋时节的河道上风很大，吹得我们的头发和衣服翻动飞扬，哗哗作响。但一走动，就不冷了。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跟万年青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他长聊。我们沿着河岸走了近一个小时，直到路灯亮了很久才往回走。回到他的单身宿舍里，我们还谈了两个多小时，晚上九点多我才骑车回家。
与万年青交谈中，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我们邻县酉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其实他那个小山村距离我的老家也不远，不过几十公里路，中间隔了一条我们的母亲河——酉水河。但他跟我不同的是，他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兄弟姊妹多，条件差，穷，不像我，父亲是乡干部，母亲是半边户，家里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孩子，经济条件要宽裕很多。万年青说他有好几次差点失学了，一次是初三那年，母亲生病，父亲要他辍学回家，幸好他考上了他们县 55 56662 55 31673 0 0 7994 0 0:00:07 0:00:03 0:00:04 7994最好的高中，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主张，他才得以继续上学。另一次是他第一次高考落榜，父母都不同意他复读，是在广东打工的姐姐和弟弟支持他连续复读两届才考上大学。上大学的几年也是姐姐和弟弟资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万年青说到他连复两届时，眼圈有些红了，他说他高一时成绩都是中上的，若是不爱好文学，不偏科的话，他不可能连复两届，两年前他就应该大学毕业了。他说他在高中时就是酉南一中文学社的社长，在《中学生》《武陵青年》《少年故事报》《中国青年报》都发表过散文和小说故事，是当时省里中学生中小有名气的少年作家，高三那年差点作为特长生保送进我们省城的重点大学，但人家学校招生的人来了一看他的成绩，只肯把他做推荐生招，也就是高考时给他减六十分。但他应届那年高考成绩只考得四百多分，距重点本科线差了八十多分。我问万年青为什么那么喜欢文学，他回答得很直爽：“我就是想通过写作出人头地！”他毫不讳言地说，他想成为名作家，甚至大作家。他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我也相信万年青通过努力可以成为名作家，因为他有那个潜力，我说他至少目前是我们“北纬27°”六个人中间写得最好的。我说张光华的小说写得太实，而乔麦又写得太跳，至于我自己，我就是纯粹的爱好文学，只能算票友阶段，只有他写小说是入门了。万年青说他很认同我对张光华和乔麦的小说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跟他谈那两个短篇，我告诉他《落日》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又谈了一点对他另一个小说的看法，让他再斟酌一下结尾。他也跟我谈了他对我那个短篇的意见，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万年青是一个直爽的人，这一点非常适合跟我打交道。从那晚起，我正式把他当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万年青很快就把修改后的小说给了我。
几天后《北纬27°》的定稿会只有张光华、乔麦和我参加，按张光华的意思万年青、曾成和向晨曦不是刊物的领导层，没有定稿权，不通知他们。会上，我特别推崇万年青那两个短篇，建议发在一期头条。我说《落日》无疑是本期分量最重的一个稿子，哪怕就是发在省级的大刊上放头条也不为过。乔麦和张光华也看了他的那两个短篇，乔麦支持我的提议，他也认为《落日》是本期最好的小说，应该放在头条。张光华一直不做声，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他觉得刊物的头条还是要发中篇，才能压得住。我明白了张光华是想把他自己的那个中篇放在头条，因为那一期只有他的《山洪来了》是中篇。我想了想，觉得刊物是他承头搞起来的，资金也是他拉来得最多，他想把自己的作品放头条，于情于理，也不算太过分，于是说：“你是主编，你说了算。”
张光华没在意我讽刺的口气，说：“你给乔麦讲一下，看看他什么意思？”
我给乔麦打电话，乔麦听后沉吟了一会儿，反问我说：“你觉得放头条可以吗？”
我说：“我认为他那个中篇写得太实了点，而且题材也不新，放头条我觉得压不住，但我们毕竟是同仁刊物，他既是承头人，又是主编，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扯皮，不然大家就玩不下去了。”
乔麦说：“他那个小说写法老套点关系都不大，关键是我觉得他是模仿八十年代的一个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的《那一片洪水》，从叙述结构到人物设置，到最后结尾主人公在洪水中救人而死，都太像了。”
乔麦说的那个小说我没有读过，没有对比，不知道张光华的那个小说模仿到了什么程度，模仿得高不高明。我知道乔麦的心里很反感张光华这样做，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劝他：“让张光华再改改吧，若让他换另外一个的话，那个更差，我都读不到两页纸就想塞进火炉子里。”
创刊号《北纬27°》没有如期在当年年底或第二年元月出刊，一直拖到三月底才印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张光华的那个中篇拖了后腿。初创的《北纬27°》承载着我们六个年轻人的文学梦想，收容了我们的青春呓语，更是展示我们雄心和抱负的一个平台，我们都心里清楚，这是我们团体的第一次亮相，无论从开本、四封、版式、插图，当然更包括稿子质量，务必要做到尽善尽美，没有遗憾。酉北是个小地方，距离文学的中心太远太远，我们想借这期刊物一炮打响，打不响也想拉近与文学中心的距离，哪怕拉近一点点。张光华自己也说，只要每期能拉近五十公里，我们出四期就能进入州城的文学圈，出到十期就能进入省城的文学圈，十期也就是五年时间，那时我们也还非常年轻，还可以大有作为，还可以冲进京城，甚至全国文学中心。所以，这一期的稿子，我们六个人每个人通校了一篇，把错别字和语句不通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版式调整了好几次，我还请了群艺馆美术专干配了十来幅钢笔速写画。我们在每个人的专辑后面附上了作者简介和通信地址、电话，为的是把刊物寄给外面的报刊社后，若有编辑看上了里面的文章可以方便他们联系到作者。当拿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第一期《北纬27°》，我们的内心里很激动。要说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头条张光华的那个中篇，虽然他听了我和乔麦的意见后，又修改了两稿，不仅拖迟了出版时间，但那个稿子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尽如人意。
《北纬27°》从州城印刷厂拉来的第二天，张光华、万年青、乔麦和我就一次性拿了一百本，每人怀抱着厚厚一沓杂志去邮政局邮寄给外面的杂志社。这一百本杂志就像天使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只要是我们能找到地址的全国的刊物，不管大小，一律都寄，几乎囊括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市级以上的公开刊物。有些大刊，我们寄双份，既给主编寄，也给编辑寄。
我一直记得那天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那天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那天我们把梦想放飞，就像农人把种子播下，等待秋天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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